20世纪40年代中叶，一些在华工作或访问的欧美学者，曾对陶行知的人格、思想和事业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评价甚高。比如，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学技术史》著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的夫人陶露西·尼达姆（Dorothy Needham），在一篇题为《育才学校》的文章中，对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一所中国式的运用现代教学方法的实验学校”。并指出：“尽管学校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教师们和孩子们都是愉快的，并且是充满信心的。教师们尽管工资异常低，但他们感到学校的气氛十分良好，在教学过程中，他们可以完成一些创造，因为他们能获得充分的自由来自己钻研。”又如加拿大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文幼章（James G. Endicott）博士格外推崇陶行知的伟大人格，他说：“陶行知博士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使得随便一个善良的人，都愿意贡献出他的所能为社会作最大的服务，在实际的工作上教育他们，鼓舞他们。他是目标纯洁，行动笃实，生活刻苦自励。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知道中国的真正需要，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需要勇敢果决的大众教育为民主的组织和实践奋斗终生。”他称赞陶行知是“一个别有见地的、创造性的教育天才”。再如，美国援华会总干事华莱士（Mildred Price）女士在1946年7月陶行知去世后曾撰文说：“在美国，大家都知道陶博士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从太平洋的加利福尼亚州到大西洋滨的美国人都认为他是中国一个了不起的教师，并且还用他那‘即知即传人’的名言象征中国今天最需要的一种教育”并富有洞察力地断言：“我觉得陶博士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而且是属于全世界的。”这表明早在上世纪40年代中叶欧美有识之士已经看出陶行知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大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