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始终贯穿着史学应当经世致用的论点。它开宗明义写道：“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又写道：“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梁启超在讲历史哲学的重要时又说：“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作者的这些论述，虽未能十分准确，但其看重以史学激扬国民的民族自觉与民族精神的热忱之心，充溢于字里行间，今天读起来，仍然使人产生共鸣而为之振奋。史学同社会、民族、国家是何种关系？100年前，梁启超已经讲得十分透彻了。
《新史学》问世100年了。一篇论文，对中国史学影响至深至广，如同《新史学》这样，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新史学》所论，有片面性的地方，如对古代史学的评价，因而也不免有负面的影响；这种片面性和负面影响，有的已为梁启超本人后来的撰述所纠正，有的则为史学发展本身所纠正。而其所倡言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历史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其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