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上，古代的不必说了，即以近现代史家而论，能够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古代社会做出如此全面的、精深的研究者，恐怕没有可以超出郭沫若的了。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后记》中，已表示出要“告别”他的“古代研究”了，就像“永远告别”使他“不断思念”的、重庆近郊赖家桥一座农家院落里那株陪伴他写出《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的大白果树一样。但是，他只能“告别”了大白果树，而终未能同“古代研究”告别。1952年，他出版了《奴隶制时代》；20年后，他发表了著名论文《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这篇论文后来被作者作为“代序”收在重印的《奴隶制时代》一书中。在郭沫若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同中国古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历史造就了这位博大精深的史学大师，而他也给历史、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古史研究遗产。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方面所做的基础性工作，包括文献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等诸多领域的建树，将远远超出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度，而具有长久的和国际的影响。
郭沫若在1956年出版了4卷本《管子集校》，这部130万字的古籍整理、校订之巨制，不仅在现时的古籍整理工作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继续深入古史研究仍有尚待发掘的价值。郭沫若在本书《叙录》中讲到他做这项工作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