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明白惹下大祸了,跑去瞎老义家想躲两天。那低矮的小平房即使在白天也很昏暗,我推门进去,看他盖着被子躺在床上,被子底下竟露出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分不出是狼还是狐狸。我当时吓坏了,赶紧往屋外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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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到门口跌了一跤,撞在水缸上,后来额角留下一道疤。我出来看见瞎老义从胡同外往里走,原来瞎老义腰腿不好,惧寒怕风,冬天要铺狼皮褥子,屋里那是狼皮褥子。
瞎老义问我:“慌里慌张的,又捅什么娄子了?”
我把在地坛后边打疯子的事说了一遍,感觉可能出人命了。
瞎老义听完也是吃惊,说道:“人命官司非同小可,何况人家爹娘是当官的。你要是落到他们手里,那还不是公羊绑在板凳上——要刮毛要割蛋,全都随人家的便了。”
我说:“随他们怎么便,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十八年,我不还是我吗?”
瞎老义说:“不能意气用事,快收拾东西,先到东北躲些日子,你爹那边回头我告诉他。”
我当时真以为出人命了,听了瞎老义的话,连夜乘火车逃往东北的深山老林。瞎老义有个师兄人称“土地爷”,在兴安岭木营子林场当把头,他跟瞎老义是过命的交情,瞎老义的狼皮褥子也是他送的。土地爷一见了我就拉着我问长问短不让走了。不久,家里发来电报让我回去,说是没事了,疯子没死,只是脑袋上开了两个窟窿,后来那俩女孩儿报了案,公安局发现疯子的证明系伪造,其爹娘为革命干部也是他自己胡编的。可我在外面野鸟似的习惯了,想跟土地爷在山里挖金子,等发了财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