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里明白惹下大祸了，跑去瞎老义家想躲两天。那低矮的小平房即使在白天也很昏暗，我推门进去，看他盖着被子躺在床上，被子底下竟露出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分不出是狼还是狐狸。我当时吓坏了，赶紧往屋外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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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到门口跌了一跤，撞在水缸上，后来额角留下一道疤。我出来看见瞎老义从胡同外往里走，原来瞎老义腰腿不好，惧寒怕风，冬天要铺狼皮褥子，屋里那是狼皮褥子。
瞎老义问我：“慌里慌张的,又捅什么娄子了？”
我把在地坛后边打疯子的事说了一遍，感觉可能出人命了。
瞎老义听完也是吃惊，说道：“人命官司非同小可，何况人家爹娘是当官的。你要是落到他们手里，那还不是公羊绑在板凳上——要刮毛要割蛋，全都随人家的便了。”
我说：“随他们怎么便，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十八年，我不还是我吗？”
瞎老义说：“不能意气用事，快收拾东西，先到东北躲些日子，你爹那边回头我告诉他。”
我当时真以为出人命了，听了瞎老义的话，连夜乘火车逃往东北的深山老林。瞎老义有个师兄人称“土地爷”，在兴安岭木营子林场当把头，他跟瞎老义是过命的交情，瞎老义的狼皮褥子也是他送的。土地爷一见了我就拉着我问长问短不让走了。不久，家里发来电报让我回去，说是没事了，疯子没死，只是脑袋上开了两个窟窿，后来那俩女孩儿报了案，公安局发现疯子的证明系伪造，其爹娘为革命干部也是他自己胡编的。可我在外面野鸟似的习惯了，想跟土地爷在山里挖金子，等发了财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