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那么如何才能使诗歌获得悠远的滋味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钟嵘对赋、比、兴进行了重新解释。也可以说是“曲解”。他首先把“兴”放到首位，并以“文已尽而意有余”解释之，这种解释同以往与以后诗学家的解释是不同的，同时对“比”“赋”的解释也有点“离题”，他说：“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比者，说是“因物喻志”，还说得通，但不是很确切。赋者“寓言写物”，也就是写物不能单纯，写物要有寄托。这种解释就离开了“赋”的本旨，可以说这种解释在中国文论界是“独此一家”的。另外，钟嵘对“赋、比、兴”的原有的位置也做了调整，变成了“兴、比、赋”。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站在钟嵘的地位上来替他着想，那么我们就会感觉到，古人的“赋、比、兴”对解释他的“滋味”说，并不是很合理的，但他本身还是受传统的束缚，找不到新的概念来说明他的“滋味”说，于是不得已的选择的就是用“赋、比、兴”的旧概念，但重新加以解释，甚至曲解。所以我们如果把“赋、比、兴”的旧概念放置一边，那么钟嵘的“滋味”说内涵就体现在“文已尽而意有余”“因物喻志”和“寓言写物”的论述中。这意思就是，诗歌要余意绵绵，情感不要直接写出，要通过比喻写出来，而且还有深的寄托，这样的诗就有“滋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