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调查显示，在城市重点中学以及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上，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占人口90%以上的体力劳动者，其子女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考试竞争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北京市招生办统计：1990年位于北京的高校录取新生17248人，其中干部、军人、职员的子女为13474人，占78%;工农子女为3561人，占21%。③名牌大学、重点大学和热门专业，来自干部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比重越来越大。即便上大学，贫困家庭的学生以进入军校、师范、农林及一些冷门专业为多。在城市重点中学，干部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占绝大多数，干部家庭的学生所占比例远远超过来自其他家庭的学生。不同阶层的子女在学业成功上的差异同样巨大，在各级学校教育中学习失败、辍学留级、中途弃学的，主要是家境贫寒、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的子女。①
有研究也指出，由行业不同和职位不同所造成的差距扩大，人为地加剧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划一，社会三大阶层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干部、工人、农民在各自行业的职位级别上的收入、声望、权力等方面基本一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我国强调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在人事劳动制度上改变职位终身制，在工资分配制度上打破“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进一步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促进了社会竞争和人才流动，拉开了个人劳动所得的差距。自“国家公务员制度”出台后，原来的干部被国家公务员和企业管理人员代替，后二者属于社会分层中的一个重要独立阶层，这个阶层内部也按职位分成权力、地位、收入、声望等不同的若干层次，职位不同意味着地位不同，子女的教育机会相应地也有差别。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职位带来的特权也为子女受教育提供方便，于是有的以权谋学位，有的以权获得较好的教育条件，有的以权谋优越的教育结果和出路，使教育公平受到权力的干扰。行业差别和职业差别直接影响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别，间接影响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低职位的家长苦于生计，只能为子女选择方便就业的教育或使其提早完成学业；中层职位的家长，也各借行业及职业的特点和优势，谋求在这种条件下其子女的合适教育。这样，职位的因素渐渐渗透进教育领域，在教育机会上进行不正常的角力，使教育公平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被歪曲。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