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调查显示,在城市重点中学以及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上,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占人口90%以上的体力劳动者,其子女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考试竞争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北京市招生办统计:1990年位于北京的高校录取新生17248人,其中干部、军人、职员的子女为13474人,占78%;工农子女为3561人,占21%。③名牌大学、重点大学和热门专业,来自干部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比重越来越大。即便上大学,贫困家庭的学生以进入军校、师范、农林及一些冷门专业为多。在城市重点中学,干部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占绝大多数,干部家庭的学生所占比例远远超过来自其他家庭的学生。不同阶层的子女在学业成功上的差异同样巨大,在各级学校教育中学习失败、辍学留级、中途弃学的,主要是家境贫寒、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的子女。①
有研究也指出,由行业不同和职位不同所造成的差距扩大,人为地加剧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划一,社会三大阶层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干部、工人、农民在各自行业的职位级别上的收入、声望、权力等方面基本一致;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行,我国强调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在人事劳动制度上改变职位终身制,在工资分配制度上打破“大锅饭”的平均主义,进一步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促进了社会竞争和人才流动,拉开了个人劳动所得的差距。自“国家公务员制度”出台后,原来的干部被国家公务员和企业管理人员代替,后二者属于社会分层中的一个重要独立阶层,这个阶层内部也按职位分成权力、地位、收入、声望等不同的若干层次,职位不同意味着地位不同,子女的教育机会相应地也有差别。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职位带来的特权也为子女受教育提供方便,于是有的以权谋学位,有的以权获得较好的教育条件,有的以权谋优越的教育结果和出路,使教育公平受到权力的干扰。行业差别和职业差别直接影响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别,间接影响子女受教育的机会。低职位的家长苦于生计,只能为子女选择方便就业的教育或使其提早完成学业;中层职位的家长,也各借行业及职业的特点和优势,谋求在这种条件下其子女的合适教育。这样,职位的因素渐渐渗透进教育领域,在教育机会上进行不正常的角力,使教育公平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被歪曲。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