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美国对士绅阶层的研究受到人类学方法的强烈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不应该以行政区域而应该以“场域”（arena）作为研究士绅阶层的基本历史研究单位，我们不能因为所有县级精英在相同的行政区域中运作，就预设他们基本上是相似的；也不能因为所有的生员具有相同的官方等级，就预设他们会以相同的方式行事。相反，只有仔细考察精英活动的“场域”结构，我们才能有效地评价和理解士绅阶层的多样性。[19]所谓“场域”，在这里是指精英及其他人涉入其间的环境、社会舞台、周围的社会空间，通常也包括地点。场域既可能是地理上的（村庄、县、国家），也可能是功能上的（军事的、教育的、政治的），“场域”这个概念也包含了构成此一场域成员的价值观念、文化象征和资源的集合。[20]同样，由于中国领土辽阔，场域的自然和社会生长形态异常复杂，我们只有在洞悉和理解了场域的多样化形态之后，才能估计出地方精英在区域生活中支配的差异性。这使我们更加注意基层社会环境的面貌，而不是简单预设官僚制度与科举功名对塑造士绅角色的决定性作用。
士绅阶层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强调应从地方精英对基层资源控制策略，而不是从结构分析出发；观察士绅作为主体角色在乡村生活中的实践过程，而不是被动性地使之成为结构性指标驱动下的支配对象，或者成为某种趋势性叙述中的一个因子。士绅也有自身应对世事变化和控制相关资源的处置方式和反应策略，以随时在变化中维持自己的支配地位。精英所能控制的资源十分复杂，包括物质资源（土地、商业财富、军事力量）、社会资源（权势网络、亲属群体、社团和协会）、个人资源（技术专长、领导能力、宗教力量或魔力）或文化资源（地位、荣誉、头衔、特定的生活方式）这一概念所包括的一切文化交易。[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