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等诗篇,殆可指为中国最初之史。《玄鸟》、《生民》等,述商周开国之迹,半杂神话;《殷武》、《六月》等,铺叙武功,人地粲然;观其诗之内容,而时代之先后,亦略可推也。此等史诗,所述之事既饶兴趣,文章复极优美。一般人民咸爱而诵之,则相与讴思其先烈而笃念其邦家,而所谓“民族心”者,遂于兹播殖焉。史之最大作用,盖已见端矣。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
其原因何在,吾未能断言。然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或亦其一因也。泰西史官之建置沿革,吾未深考;中国则起源确甚古,其在邃古,如黄帝之史仓颉、沮诵等,虽不必深信;然最迟至殷时必已有史官,则吾侪从现存金文甲文诸遗迹中可以证明。吾侪又据《尚书》、《国语》、《左传》诸书所称述,确知周代史职,已有分科,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名目。又知不惟王朝有史官,乃至诸侯之国及卿大夫之家,莫不皆有。[1]又知古代史官,实为一社会之最高学府,其职不徒在作史而已,乃兼为王侯公卿之高等顾问,每遇疑难,咨以决焉。[2]所以者何?盖人类本有恋旧之通性,而中国人尤甚;故设专司以记录旧闻,认为国家重要政务之一。既职在记述,则凡有关于人事之簿籍,皆归其保存,故史官渐成为智识之中枢。[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