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作者提出了评价孔子的方法论原则。赵先生指出：“过去对孔子，不是捧得太高，就是贬得太低，只有今天我们才有条件对孔子作一个历史主义的科学的认识和评价。”他认为，在认识和评价孔子方面，有三个问题是需要明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评价的孔子是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还是后人理想中的孔子？”作者举出西汉公羊学和宋明理学，都在不同程度上“修正”了孔子学说，可见“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儒学，因而有不同时代的孔子”。认清这一点，对正确评价孔子是十分必要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今天中国如何看待孔子。”作者从中国历史文化和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文化的广阔视野，论证了儒家思想的历史价值，努力澄清人们对儒家思想及其影响的误解，认为“在我国古代文明中，对于今天我国还有很大影响的只有儒家思想”，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认真分析哪些思想在今天是有用的，哪些是不能用的，“这是我们在谈传统文化问题时必须认清的”。“第三个问题是我国今已进入社会主义，孔子的学说还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作者认为：“不论从继承我国传统文明来说，还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说，孔子学说都会以去粗取精的方法保留下来，而且还会发生有益的作用。主要理由是：孔学是中国民族性的产物，它的现实主义的人生哲学是深深扎根在民族性之中的。”赵先生还从历史与现实中举出实例，来证明他的上述见解。[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