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阶级的特性，但还有人类本性。“魂兮归来，我们文艺作品中的人情呵！”
《新港》1957年第1期
附录：命运多舛的王任叔
一
1952年王任叔离开印尼雅加达回到北京。作为外交部党组成员，被安排在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参与我国对外政策的调研、制定和咨询。这时他暂住北京东城区羊尾巴胡同赵堂子2号外交部宿舍。
尽管人在外交部工作，但王任叔依然钟情老本行，总有股回归文坛的冲动。工作之余，撰写了不少关于苏联文学的评论，主要有《关于（牛虻）》、《我所看到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读（斯大林时代的人）》《高尔基的（母亲）》《（青年近卫军）的艺术构成及其形象》、《一部反保守主义的作品——读》、《重读（毁灭）》、《果戈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等等。他还以1940年由上海珠林书店出版的文学理论旧著《文学读本》和《文学读本续编》改编本《文学初步》为基础，重新“加工翻造”，于1953年6月完稿，易名为《文学论稿》。该书分上下两册，近60万字，1954年6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一问世，立刻成为国内高校文科教材，销路非常好，半年多时间里共添印了5次。仅第5次印刷印数就达4万4千册。至1957年2月，出第二版。1959年1月再出新版。前后再版、重印达二十余万册，这在中国文论出版史上，属于罕见。正如学者陈丹晨指出：“王任叔的《文学论稿》具有开山的性质，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上占有一页重要的地位（《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