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葛瑞汉的译文注意到了其他译者不曾留意的层面，就是汉朝以前的作品记录在竹简或木牍上，用绳子串在一块，如果绳子断了或是简片排列有误，就会出现以上错误。虽然原文有脱文、错简的可能性，但葛瑞汉也忽视了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古代汉语的辞章审美与现代学术论文不同，古汉语文章讲究辞断意属，这就是说，文章的审美重在神气的圆融和志向的高古，段落之间是靠“意念”的一致性来连接，而并非是概念逻辑。段内句与句之间也是如此，所以无论是散文还是诗，可能对于形式逻辑严谨的英语来说有必要区分，就汉语本身来说并不重要，因为汉字本身是整齐的豆腐块形状，诗句即便不分行，它的视觉美感依然不减。同时葛瑞汉似乎丝毫没有怀疑暂时的不可读确定是真的不可读，是不是由于译者本人古汉语知识有限的缘故，有些暂时不可读的部分可能会随着考古发现的深入而有答案。
葛瑞汉的译本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思考而不是结论。一经翻译，就代表着语言已经改变了，那么对应的文章逻辑是否应按照译语改变，韦利与葛瑞汉都以翻译实践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就是改变原文的逻辑，适应译语读者的需要。但韦利面向的是普通读者，而葛瑞汉面对的是学术群体。葛瑞汉的译文也是其与西方学界的对话。对于韦利来说，因为他的译文是摘译本，注重可读性，并非严肃读物，所以这种改变无伤大雅。对于葛瑞汉来说，他在西方汉学界素以考证严谨闻名，他的译本是学术性的，这种调整就有待商榷。区分各个学派对比较各个学派思想有一定价值，区分原文的文体使之更符合西文的文章逻辑，段落间用三点间隔号隔开排版，对英译文的可读性有一定贡献。葛瑞汉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来调整《庄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