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战争也破坏了乔利蒂的社会妥协。在左翼，墨索里尼与无政府主义者、独立革命工团主义工会和顽固共和党人组成阵线。他遵循革命工团主义理论家乔治·索雷尔关于暴力和总罢工的积极价值教导，尽管他不同意索雷尔认为必须由政党而不是工会来领导的观点。雇主对乔利蒂的调解方法越来越不耐烦，他们集中精力建立自己的组织来抵制罢工。经济衰退加剧了双方对抗的主张。革命的骚动在1914年6月的“红色周”中达到高潮。三名反军国主义示威者在安科纳被杀后，全国举行了大罢工。在罗马涅和马凯，罢工升级为暴动；暴乱者占领火车站，切断电话线，洗劫教堂，在市政厅升起红旗，宣布成立共和国。这场运动完全没有计划，两天后，改革派劳工联盟撤回支持，罢工失败。
利比亚战争和民族主义
利比亚战争得到的国内支持远远超过当年克里斯皮在埃塞俄比亚的冒险。1911年的意大利比1896年的意大利富裕得多，一次大规模的殖民远征费用也不再令人望而却步。利比亚算不上意大利企业的梦想之地，但出于政治考虑，政府鼓励罗马银行在那投资。1911年，该银行陷入困境，它资助了一场重大的新闻宣传活动，以立即占领来保护它的投资。该银行与梵蒂冈和亲教会保守派政客关系密切，天主教舆论为战争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与19世纪90年代相比，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当下更支持扩张主义政策。意大利仍然是一个资本净进口国，但意大利的银行和工业已经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寻求建立势力范围。对土耳其作战如果取得成功，将会提高意大利在国外的威望，同时加强国内对社会主义的抵制。尽管社会党反对，利比亚战争一开始还是激起了民众的极大热情。可以在自由土地定居的幻想尽管早些时候在东非遭遇挫败，但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意大利南部。在克里斯皮当年失败的领域，乔利蒂却取得了成功，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成功对他来说弊大于利。在战争记者、著名诗人加布里埃尔·达农齐奥《海外之歌》的煽动下，他谨慎、平淡的政治风格与新近民族主义热情格格不入。事实证明，对利比亚的征服比预期要困难和昂贵得多。即使在土耳其于1912年10月正式割让利比亚之后，游击战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