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放.关于《随想录》评价的思考.文学自由谈,1988(6).
陈丹晨.对张放对巴金的批评的批评.文艺报,1989-02-11.
范伦.关于《随想录》的反批评.文学自由谈,1989(2).
陈思和.巴金的意义.上海社会科学学术季刊,2000(4).
曾绍义.巴金与现代人学——《随想录》新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胡景敏.巴金的自我叙述与《随想录》的经典化.中国比较文学,2006(2).
刘俐俐.杨绛散文的独特视角.文论月刊,1991(3).
张晓东.“缘情”与“反讽”:重评《干校六记》.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1).
林筱芳.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文学评论,1995(5).
黄科安.喜剧精神与杨绛的散文.文艺争鸣,1999(2).
拓展练习
1.巴金的《随想录》在问世之初,就有论者做了如下的价值判断“《随想录》在文学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主要有三,即,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结束了夸饰时代,进入了说真话的时代;标志着文学自我审判和忏悔时代的开始;也标志着文学进入了关心人、尊重人的时代”,因此“它的影响和价值,也已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和文学范畴”,[23]二十多年间,围绕着《随想录》,评说各异,有人誉之为“全民族道德与良知楷模”[24]被称为“世纪的良心”;然而,批评者则认为“太浅薄了,从开始就不深刻,不光不深刻还很世故”(朱学勤:《巴金为什么不讲真话?》),“我们应当肯定《随想录》中批判的态度,肯定书中表达了知识分子的良知的部分。但是从总体上,巴金的《随想录》中的检讨和批判,是不深入的,更谈不上深刻。巴金对于‘文革’悲剧发生的体制根源,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因此也就没有更深的开掘”[25]。更有论者指出,“读《随想录》,觉得巴金就是那个始终长不大的觉慧。那个不断犯错,不断忏悔然后又继续犯错的觉慧。从《灭亡》到《随想录》,跨度长达半个世纪,而巴金的思维方式,却始终没有多少改变”,从而认为,忏悔不过是他解脱的方式。[26]请参阅这些评论文章,联系其创作背景、创作心态等,从思想价值、文学价值的角度,谈谈你对《随想录》以及对此争议的理解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