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陀与波利比乌斯不同，并不特意强调追寻原因的史学要求。他在需要说明事件发生原因时往往局限于人的内心世界。在他看来，一位历史人物的行善还是行恶，都源于这个人的天性，或迟或早总要暴露出来。继承奥古斯都皇位的提比略虽然在即位前没有显露妄自尊大和残忍的性格，但那只是比较隐蔽而已。登基前后的表现不同并非性格本身的变化，而是外在条件的变化。68年开始的内战则源出于当事人心态的变化，如城市卫戍部队因没有得到赏赐而心存不满，看到和平不能带来实利而产生叛乱情绪。共和后期的内战则因人们固有的对权力的渴求欲，在帝国疆界扩大后，这种欲望受到刺激和滋长，导致突破约束。[249]此外，他也愿意把原因归结于超自然的力量，如神灵和命运。他相信神是公正的法官，对人的惩罚多于救赎。
当然，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严肃的学者，也往往会对天命产生怀疑。他在叙述暴君尼禄的荒淫无道时指出其间发生过多次凶兆，尼禄仍然安然无恙。因此他怀疑征兆的有效作用，[250]反映塔西陀可贵的一面——质疑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