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集》第7卷第722页《祝沈衡山先生寿庆》虽无日期，但编者却将其归为1939年所作。笔者根据诗中“自从相伯上天去”一句可以判定此诗作于1939年11月4日之后，再从《行知备忘》1940年1月4日沈钧儒“六六大寿，作诗两首”处可以得知，此诗应作于1940年1月4日，故并不应该归于1939年。
《全集》第7卷第858页《送美国香烟与翦伯赞》落款为“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据查《行知备忘》发现，该诗应作于1944年11月14日[14]，并非11月24日。对此，翦伯赞的《我和行知先生》一文可以为证。[15]此外，该诗的前一首《赠翦伯赞先生骆驼牌香烟一支》可由翦的《我和行知先生》文处得知作于1944年8月9日。
《全集》第7卷第968页《寿张伯苓先生七秩大庆》，书中将其编排在1946年。实际上，张伯苓七十大寿是办于1944年4月5日。据《张伯苓年谱长编》记述：南开学校暨南开校友总会在重庆南开中学礼堂、图书馆二楼提前举行庆祝张伯苓七旬寿辰盛大纪念会，陶行知作此诗以敬贺。[16]故此诗不能归于1946年所作，应为1944年。